在长江新城康复驿站里，每天都会有康复者向工作人员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，工作人员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尽可能满足大家，正如康复驿站医护人员肖晶晶所说的那样“随着身体的康复，患者的精神需求也日益增多，此时我们就需要进行各种疏导，尽量满足他们。”
3月10日，康复驿站迎来了新一批康复人员，63岁的方友发拎着行李一直跟在转运组潘东红的身后转不肯进舱，“我妻子前几天进来的，现在2号舱，可不可以安排我和她同一个舱呢？”由于康复驿站实行男女分区，而且2号舱是已经进来隔离了几天的康复人员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方友发的这个请求被潘东红婉拒。潘东红见他半天不肯进到自己所在的9号舱，就向他详细寻问原委。方友发说，自己和妻子还有儿子均被感染送进江岸方舱医院接受治疗，3月8日方舱医院关舱，儿子被送去了湖北大学知行学院的隔离点，妻子陈彦则送到了长江新城康复驿站，而他自己却因为身体尚未完全达标被送去了同济医学院政法医院，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天，身体各项指标达到出院标准后，要转到长江新城康复驿站，这让他格外开心，又能和妻子在一起了，说什么也不要再分开了。
听完方友发的讲述，潘东红决定要想办法让他们夫妻俩见上一面。于是他向医疗组提出申请，在各方协调下，工作人员决定将接收转运康复人员登记的5号舱作为夫妻二人的相会地点。方友发的妻子陈彦听闻丈夫已经到了驿站，拿起桌上的水果和牛奶就往5号舱一路小跑，见到丈夫的那一刻，眼泪再也忍不住了，双手挽着丈夫的胳膊久久不愿松开，一个劲让丈夫把东西吃了。陈彦昨天和丈夫微信聊天得知他也要转过来，就将晚上驿站发的食物留存下来，“他身体不好，到驿站的时间应该饿了，这些留给他吃。”
这场特殊的重逢，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动容。陈彦拉着丈夫的手，让潘东红帮他们拍了张照片，“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时刻，一定要留纪念。”陈彦说，拍完照她立即发给在知行学院隔离点的儿子和家中的老母亲，“证明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，这比什么都好！”
虽然只分开了三天，方友发却用“生死离别”来形容他们夫妻的再次重逢。2月8日，持续低烧了近半个月的方友发CT检测时被确诊双肺感染新冠病毒肺炎，随即妻子和儿子也检查出被感染，方友发精神瞬间崩溃。2月13日，一家三口进入江岸方舱医院接受治疗，在方舱医院，“内心强大”的陈彦时常鼓励“感性”的丈夫，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不要老是想着自己快不行了，自己就是最强大的医生。在情感上一直很依赖妻子的方友发说妻子就是自己的心理医生，生病的日子，都是妻子各种鼓励和支持，让他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强大。
江岸方舱医院关闭那天，方友发因身体原因没能和妻子一同转到康复驿站，而是转去了政法医院。在医院的三天，方友发如坐针毡，精神萎靡不振，身体状况明显下滑。同样还是妻子每天的微信和电话让他重新振作起来。他说，“政府提供这么好的医疗条件，真的就像‘一股阳光照进了我的家’，我们都是幸运儿。为了我妻子和儿子，我也应该坚强地活下去。”3月10日，经历了三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的方友发，被转到长江新城康复驿站，进站后第一件事便开始了他的“寻亲之路”。
3月11日，夫妻俩趁着出舱活动的机会，再次见上了一面，但这次见面和昨天不一样，他们是隔着护拦，远远地在彼此的舱口遥望对方。2号舱与9号舱分别位于驿站的两个对角，陈彦踩在小板凳上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向丈夫挥手示意。“今天已经没有昨天那么激动，觉得他就在我身边。以前我觉得我丈夫是个挺独立的人，从农村出来在武汉一路打拼，事业也小有成就，可没想到这场疫情让他变得这么‘脆弱’，也没想到他在感情上这么依赖我，更没想到这里的工作人员用如此人性化的方式让我们夫妻重逢。”这个被丈夫形容“内心强大”的女人，回忆起昨天的见面场景，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掉。刚进康复驿站的前两天，陈彦一时难以适应，她说虽然这里的条件比医院要好很多，但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丈夫，“在方舱医院一家人还在一起，可是现在分开隔离，丈夫又是个内心细腻的人，肯定觉得很孤单，现在好了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”
刚进到驿站的当天，方友发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，驿站里的条件超出了他的预判，空间很大，康复人员的铺位距离也很宽，生活配套设备完善，伙食标准高，最重要的是，想到每天都能见到妻子，心里觉得特别踏实，并且经过了这场疫情后，儿子也仿佛一夜间成熟了许多，变得很坚强。方友发在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时称，“家庭和睦带来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最好的良方，加上国家最大力度给予的帮助，这场全人类的病毒战争一定能够战胜。”为此，方友发还特意手写了一封信，感谢在这次疫情中帮助过他们全家的治疗机构和个人。
潘东红也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小决定，能让这对夫妻如此感激，当时他只是觉得在这场疫情中有太多失去亲人的家庭，也有太多因疫情变得更加珍惜情份的人，“这些康复者好不容易从病毒手里‘死里逃生’出来，内心还是十分孤独和无助的，有机会让他们见到亲人，也有助于他们加强康复的信心，感受到社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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